郭利华 俄狄依撒：数字素养如何促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流动？——基于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素养如何促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流动？——基于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利华 俄狄依撒

作者简介：郭利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狄依撒，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郭利华， 俄狄依撒. 数字素养如何促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流动？——基于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22（12）：32-42．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发挥灵活就业者数字素养的生产力价值对于促进其收入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16、2018、2020年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素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社会网络和增加就业选择三条路径显著提升灵活就业者的收入阶层，促其收入向上流动；数字素养对于灵活就业者收入阶层的提升作用存在主体和区域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青年大于中老年，高学历大于低学历，受雇大于自雇，城镇大于乡村，西部赶超东部。基于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加强数字素养培养、增加女性灵活就业机会、加快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素养；灵活就业者；就业机会；收入流动

一、引言

发展数字经济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GDP的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之下，各类数字平台企业不断涌现，催生出许多容纳性强、灵活度高的新业态就业岗位和灵活就业者群体。灵活就业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从事具有工作时间和场所弹性大、劳动关系模糊、薪酬不稳定等特征的非传统正规就业方式的自由劳动者（肖巍，2019），包括正规部门的非全日制工和非正规部门中的雇主、雇员以及独立服务者（李艳霞，201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人，从事平台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年）》蓝皮书表明企业基于降低成本、突破编制限制、规避风险等因素更倾向于扩大灵活用工规模，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

经济转型必然引发人才需求的改变，数字经济在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素养是利用一定的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发现并获取信息、评价信息、整合信息、交流信息的综合科学技能与文化素养（单德朋等，2022），包含数字技术使用和深度应用等多个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深入发展，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加，数字素养成为其获取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究数字素养对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影响效果、个体和区域异质性的差别等问题对于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梳理和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继信息素养和网络素养之后，数字素养在学术界也逐渐被关注。“数字素养”最早由以色列学者EshetAlkalai（2004）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1997年，美国学者PaulGilster在著作《数字素养》中将数字素养描述为对数字信息获取、理解与整合的能力，具体包括网络搜索、超文本阅读、数字信息批判与整合等技能。最初关于数字素养的定义主要是从图书馆学的角度进行阐述的，且将其视为信息素养和网络素养的子领域。“素养”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综合性动态要求，当大众的生活行为或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素养会日益边缘化，新的素养会逐渐成为主流（陶侃，2009）。在数字时代，数字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等的升华与拓展日渐凸显（王佑镁等，2013），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尚未统一，有关数字素养的概念与框架多达100多种（马克·布朗、肖俊洪，2018），本文参考单德朋等（2022）的定义，认为数字素养是利用一定的数字技术信息手段和方法发现并获取信息、评价信息、整合信息、交流信息的综合科学技能与文化素养。

近年来，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文件不断使用“数字素养”的相关表述，我国学术界对数字素养的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原来的图书馆、计算机等学科领域向经济学领域拓展。王杰等（2022）从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农民创业的传导机制，得出数字素养具有显著的相对贫困减贫效应；李晓静等（2022）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得出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会对周边农户创业产生溢出效应。罗磊等（2022）从媒介操作素养、信息意识素养与电商技术素养三个角度衡量数字素养，研究了疫情风险感知和数字素养对柑橘种植户的电商参与意愿的影响。金融素养、信息素养等素养常见的测度方法有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单德朋，2019 ；刘国强，2018；吴卫星等，2018），目前有关数字素养的测度也主要参考以上的方法，大多从数字技术接入情况和数字技术认知两个层面进行构建（苏岚岚等，2021；蒋敏娟、翟云，2022）。

总结目前学术界在经济学领域对数字素养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农户，概念界定和指标构建方法尚不统一，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均有待进一步扩大。综上，本文尝试以数字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以灵活就业者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数字使用和深度应用两个方面对数字素养进行衡量，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个人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灵活就业者的数字素养与其收入阶层和收入流动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和异质性。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流动，是对数字素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第二，在数字素养的衡量上，已有文献大多仅使用单一的互联网使用变量，文章在数字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数字的深度应用，是对数字素养构建的一种尝试，且研究数据使用了CFPS最新发布的2020年数据，数据更具时效性。

（二）理论机制

1.数字素养与收入流动

数字素养主要包含数字技术使用和深度应用两个方面，数字技术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通信、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深度应用则是在数字使用中对信息的获取、理解、评价、整合、应用，并对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互联网收入溢价效应，数字使用会对劳动者的收入带来25% ～30%的回报率（Krueger，1993；刘志龙、勒文杰，2015），数字应用水平越高越能获得数字红利，实现收入增加，促进收入流动（李怡、柯杰升，2021）。收入流动是指同一个人或同一组人不同时期的收入在同一群体收入分配中位置的变化（Friedman，1962）。收入流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Shorrocks，1978），充裕的收入流动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权衡，2004），反之，若收入流动性较低时，低收入阶层群体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长此以往会导致阶层固化和不平等问题，从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Wang & Wan，2015）。在新发展阶段，灵活就业者通过提升自身数字素养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既有助于促进收入流动，实现收入跃迁，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激发社会活力，对促进我国的经济长期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均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H1：数字素养可以直接促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向上流动。

2.数字素养、就业机会与收入流动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引领生产力变革，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和模式，由此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本文从微观个体内部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水平和外部的就业市场三个方面分析就业机会在数字素养对灵活就业者收入流动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

(1)社会网络增强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充裕方相比信息匮乏方更容易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互联网信息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高效和快捷，有利于巩固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渠道、资源支持、经验收获和观点交流等。在互联网的社会关系网络改善效应（张博等，2015）和信息溢出效应（周洋、华语音，2017）的双重作用下，通过掌握数字技术和提高数字应用水平积累社会关系和社会信息，既有助于提高雇主与求职者的匹配度和匹配效率，实现交易成本和摩擦最小化，还有助于打破社会资源壁垒，更好地满足择业创业、投资融资等需求，从而影响收入水平，促进收入流动。

(2)人力资本提高

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从低成本优势向高技能偏向优势转型（田鸽、张勋，2022），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会对劳动生产率和非农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任国强，2004）。在数字经济和教育行业的融合发展下互联网教育平台应运而生，疫情之下全球网课模式的开启更加助推了在线教育行业爆发式增长。2020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占网民整体的46.8%。如今，上班时间在临时性就业岗位工作，空闲时间利用数字设备上“网课”成为灵活就业者接受再教育的方式之一。因此，灵活就业者可以借助数字使用和数字应用提升受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提高劳动效率和边际生产力，从而获得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3)就业选择增加

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创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不断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需求和创造更多数字领域的就业机会。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许多弹性大、进入门槛低的就业选择，比如网络主播、自媒体、即时配送、网约车、电商、客服、远程办公等。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灵活用工的非劳动关系属性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降本增效”和“季节用工荒”的问题，企业也愈加倾向于提供灵活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对数字化非农岗位的供给和数字人才的需求逐渐加大，为高数字素养的灵活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

基于以上三点分析，提出假说H2 ：数字素养通过促进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机会增加从而间接地促进收入向上流动。

三、研究设计（详见原文）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详见原文）

五、结论及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下劳动力市场显现出数字化和灵活化的新趋势，在此种新趋势下灵活就业者的数字素养会如何影响其收入流动呢？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使用对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流动具有“马太效应”，具体表现为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收入跃迁，不使用移动互联网则容易阶层滑落。第二，数字素养对灵活就业者的收入阶层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能够促进收入的向上流动，其中数字使用、数字学习和数字信息认知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第三，数字素养通过增强社会网络、提高人力资本和增加就业选择提升灵活就业者的就业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收入流动。第四，数字素养对女性、中老年、低学历、乡村居民这几类传统弱势群体的收入阶层的促进作用低于高学历、男性和城镇居民群体，受雇的灵活就业的数字素养对收入阶层的促进作用大于自雇，西部地区呈现出良好的趋势，其数字素养对收入向上流动的作用赶超东部。

基于研究结论，为拓宽灵活就业者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渠道、促进其收入流动，实现收入跃迁，文章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灵活就业群体的数字素养培养。对于低收入和低文化人群，以及被“边缘化的”的老年人和农村妇女，重点从消除数字接入和使用鸿沟入手，持续推进移动通信、宽带网络、多媒体等数字设备的建设和普及，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社区宣传等方式进行数字反哺；对于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灵活就业者，聚集多方资源提供数字技能和数字创业的培训机会，更好地发挥其数字素养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价值。第二，增加女性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女性作为灵活就业者群体中的潜力股，对灵活就业的需求迫切，但目前的市场参与度依然较低。一方面需要鼓励平台和企业借助互联网优势加强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新业态中释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指导，积极引导女性转变就业观念和求职思路，走出舒适圈多渠道择业，鼓励其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非农职业技能来增强就业能力。第三，继续实施西部发展战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比较薄弱，应加大西部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可适当超前开发新的数字基建，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从而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平台和新型业态。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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